见证——做时代的记录者

艾滋病这一重大传染病年在美国被发现，年我国报告首例外籍艾滋病病人。《健康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为关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鼓与呼，也参与了各个历史阶段的报道。今天，我们来听亲历者讲述，她见证下的我国艾滋病防控进程。

为关爱感染者鼓与呼

几年前一次会后晚宴上，孟林（“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发起人）端着酒杯走向我：“大姐，我代表活着和死了的感染者，给您敬个酒……”那一刻，泪水充盈了我的双眼。我眼前浮现了许许多多逝去的生命。

《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访谈记》，是《健康报》第一次以感染者为采访对象的报道，反映了我国早期感染者就业歧视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联系一名感染者太难了。那时候，暴露的压力远非今日可比。经与感染者单线联系的防疫医生介绍，我联系到北京感染者小张。记得去见小张前，我反复准备想要交谈的话题，反复设想可能出现的各种交谈不下去的情形，以及如何应变。采访过程，完全是喝茶聊天。之后，我们一起乘地铁回家。真没想到，他家就在我家相邻的一站。当晚，我坐下来写作。没有采访笔记，可小张每句话每个神情每个动作都在眼前。于是，我一气呵成撰写出通讯《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访谈记》。第二天通过那位防疫医生转给他，向他征求意见，由他决定是否发稿。小张考虑几天后回话，同意刊发。

年12月2日，《健康报》社会周刊

第一版刊登《与死神同行的日子》

《与死神同行的日子》记述了我国最早感染的一位艾滋病病人生命最后的日子，批评了医务人员对感染者的歧视。年11月，我接到浙江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周釥民电话，与她一直联系的4名感染者尚存两位，就医和生活都很困难。这4人因血友病注射进口药第八因子感染，是我国最早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居民。我由此写了《应为艾滋病毒无辜受染者提供医疗与生活保障》，呼吁从速制定相关政策与配套法规。

为一场大争论画上句号

年被称为艾滋病威胁我国一般居民的起始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上防控艾滋病的干预措施开始介绍到国内，也由此引起特别大的争议。其中，“避孕套防艾”之争即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推广使用避孕套现已是我国预防艾滋病的策略之一，可在当时被强烈反对。理由是，推广使用避孕套防艾会助长性乱，而且“安全性行为”根本靠不住。阻止艾滋病流行，应该通过发挥中华民族洁身自爱的传统道德力量。一连几年，倡导和反对使用“避孕套防艾”的争论在媒体上无止无休，争论双方都是著名的艾滋病防治策略研究专家。

年1月，卫生部等9部委印发了《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教育原则》，11月国务院出台了《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均提出艾滋病防治要实行标本兼治策略，并将推广使用避孕套列为防病措施之一。然而，年岁末，反对推广使用避孕套防艾的报道又在一家很有影响力的媒体推出，再度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我和双方专家都很熟悉，如何报道才能不淹没在争论报道之中，让我颇费脑筋。

年2月22日，《健康报》

社会周刊第一版刊登《“避孕套”之争》

一天傍晚，我电话得知，争论双方专家均参加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当日召开的一个会议。晚上，该院将召集他们见面。我知道，几年来双方专家都是在媒体上争论，从未有过面对面交锋。于是放下电话，我就打车赶往会议地点。会后，连夜写稿，赶上了该周的社会周刊。从此，永远结束了那场要不要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的论争。

敏感问题正面报道

《上蔡六日》这篇长篇纪实通讯是一幅珍贵的历史画卷，它记录了中外瞩目的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进驻河南“艾滋病村”救治救助病人的历史，反映了那一特定时段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当地村民的生活与心声。

年8月24日，《健康报》

在第一版刊登《上蔡六日》

年夏，卫生部决定组织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进驻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救治救助艾滋病病人。我和李建伟作为随行记者，全程记下了这一中外